WTO《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是全球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服務貿易協定，于1995年1月正式生效。始于2001年11月的多哈回合談判，目的是促進成員國市場開放、推動形成新的貿易規則。然而，由于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的利益分歧，多哈回合談判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而陷入僵局。自2012年初，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開始采取一種新的服務貿易談判策略，《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簡稱TISA）應運而生。
TISA的基本狀況
（一）TISA的進展狀況
TISA談判由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發起，已經持續兩年多，目前有23個成員，所占全球服務貿易比重接近70%。TISA成員中既有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也有智利、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還有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但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在內的新興大國并未參加。發起國原希望在2013年年內達成最終協定，但談判進展較為緩慢。目前，絕大多數成員提交了各自初步的市場準入清單，顯示該談判即將進入實質階段。據悉，已提交的市場準入清單是根據各成員現行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所提出的服務特許權（services concession）來制定的。例如，美國與歐盟提出的初始清單，來自于各自分別與韓國簽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內容。
由于TISA成員眾多，談判過程中存在一定分歧，特別是美歐兩個主導方，在一些方面并未達成一致。現有研究顯示，在談判路徑上，歐盟主張TISA與GATS兼容，采用正面清單，目的是方便未來其他WTO成員加入，并可融入WTO法律框架；而美國則比較激進，主張用負面清單的方式來確定各成員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最終可能是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妥協，既有正面清單也有負面清單。此外，在TISA框架下究竟采用有條件的最惠國待遇還是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美歐之間也存在分歧。
（二）TISA未來的發展路徑
未來TISA可能有三種發展路徑：在WTO內部進行；成為WTO附加的一個諸邊協定；獨立于WTO之外。如果是第一種路徑，因為很多WTO成員（如印度等）對此類談判并不感興趣，即使最終達成協定，服務業開放內容必定有限，也無法滿足美歐等國要達成高標準服務貿易協定的初衷，因此，第一種路徑的可能性不大。在第二種路徑中，TISA可以像政府采購協定一樣，成為WTO附加的一個諸邊協定，并且可以運用WTO爭端解決條款來解決爭議，比起為了TISA另外設計一套爭端解決機制容易許多。GATS第五條，允許WTO成員針對服務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前提是該協定涵蓋大多數行業且最終消除成員間大部分歧視性措施。第五條并未要求他們將最惠國待遇擴大至WTO所有成員。在第三種路徑中，從長遠來看，TISA與WTO連結似乎比獨立于WTO之外更能吸引其他國家加入，獨立于WTO之外也不太符合美歐等國的愿望。總體來看，TISA以諸邊協定形式呈現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否多邊化、何時多邊化并不確定。
美推動TISA談判動機與意圖
（一）拓展市場是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發起TISA談判的主要動機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乏力、增長緩慢。為了大力增加出口，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拓展服務貿易市場成為其關注重點。美國貿易代表柯克表示，美國服務貿易出口潛力巨大，服務業每出口10億美元能為美國提供大約4200個就業崗位，如果服務貿易能夠實現與貨物貿易同等程度的自由化，那么美國服務出口可增加8000億美元，創造的就業數量可能會達到330萬個。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報告，TISA談判達成后，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增幅將會最大，分別增長140億美元和210億美元左右；如果巴西、中國和印度加入談判，美歐貿易增長幅度將達到30%左右。因此，發揮自身最大優勢，僅針對服務貿易進行選擇性的談判，成為美國發起TISA談判的初衷。
（二）TISA是繼TPP、TTIP之后美國推動全球貿易規則變革的又一重要舉措
當前，美國在亞太區域大力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的同時，又在推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TISA與TPP、TTIP一起，是美國推動全球貿易規則變革的三大舉措。美國謀劃TISA，就等于掌控了全球服務貿易總量的近70%，那么，發展中國家今后崛起的至關重要的產業——服務貿易的游戲規則就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從規則標準來看，TPP、TTIP和TISA側重點不同，TISA強調服務貿易及投資自由化，TPP和TTIP是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定。但三者存在交叉、具有共性，更加關注長期規則制定。三大協定覆蓋廣、標準高，將重構當前國際貿易投資規則。
（三）鞏固在全球貿易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和壟斷權是美國推動TISA談判的目的
美國推動TISA談判，其目的是要鞏固在全球貿易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和壟斷權，推動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國際經濟貿易新規則，同時，具有排斥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強烈意圖。在TISA談判和定期磋商中，美國、歐盟起著主導作用，特別是美國，在納入談判的市場開放要素、新議題范圍等，基本都是先由美國提出。雖然TISA多數成員方歡迎更多國家加入談判，但部分成員提出要讓后加入談判者交“入場費”，接受已有進度并履行相應承諾。2013年9月，中國政府表明愿意參加談判。在目前23個成員中，美國最不情愿中國加入，并對中國設置了很高的前提條件；歐盟則對中國加入談判持愿意接納的立場。
加入TIS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TISA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趨勢和潮流
WTO多哈回合談判遭遇挫折，大大影響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進展。取而代之的是，區域貿易協定成為推進貿易自由化的浪潮。與此潮流相適應，近年來全球大多數區域貿易協定，放棄了GATS的正面清單方式，轉向更為透明、自由化程度更高的負面清單方式。負面清單將禁止或限制外資進入的領域列入其中，未列入的領域外資均可進入，內外資企業享受同等待遇。因此，在市場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上，負面清單均超越正面清單。由于形成服務貿易障礙和摩擦的原因不是關稅和貨物貿易的數量限制，而是一國內部的法律制度、經濟管制和競爭政策等因素，區域貿易協定在服務貿易方面將逐步走向制度協調。
從實踐結果來看，在各種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中，有關國家和地區根據自身服務業發展水平和實際情況，本著利益互惠原則，提出自身能夠進行談判的服務部門，做出服務部門開放的具體承諾，同時也向區內其他成員提出在服務部門、地域和經營范圍等方面擴大開放的要求。經過談判，各方逐一按不同的服務部門做出承諾，并明確列入各自的市場準入減讓表。目前，大多數區域貿易協定服務業市場開放程度，已完全超過了WTO的承諾內容。再加上全球各國新形態服務業日新月異般興起，制定新的服務業游戲規則乃是大勢所趨。TISA作為一項新的、有創新意義的貿易協定，在規則、規范、領域和模式上必然會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形勢下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趨勢和潮流。中國提出申請加入TISA談判，既是主動適應服務貿易自由化趨勢的需要，也有利于擴大服務業開放，進一步開拓國際服務業市場。
（二）中國服務業實際開放度仍然較低
按照一般說法，在WTO 160多個服務貿易部門中，中國已經開放了100個，占服務部門總數的62.5%，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但這僅體現了服務業的名義開放水平。由于服務業開放內容十分復雜，包括開放的業務范圍、開放地域、股比限制、業務許可、企業形式、經營年限要求、從業資格、審批權限等，因此，服務業的實際開放水平不是部門數量所能衡量的。從實際效果來看，中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遠遠落后于制造業，許多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的。以利用外資為例，長期以來，服務業利用外資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額的1/5左右，只是近幾年來，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比重明顯上升，并已超過制造業。但從行業結構看，中國服務業FDI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等消費者服務領域，特別是房地產所占比重過高，而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所占比重相對較少。服務業開放程度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速度，使市場自由化程度低，服務業的國際化水平難以提高。
中國服務業實際開放度較低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部分行業尚未向外資開放。例如，機場管理、公路客運、市場調研服務、印刷和出版服務等。二是在外資進入形式、股權比例和業務范圍等方面有很多限制。例如，在建筑及相關工程服務中，外國服務業提供者只能承攬外方全額或占多數投資的建筑項目及中方無力承擔的建筑項目。又如，高標準房地產項目服務、以收費或合同為基礎的房地產服務、會議和展覽服務、錄像錄音制品分銷服務、零售服務、集裝箱堆場服務等領域，雖已對外開放，但不允許外商設立獨資企業。三是在準入資質門檻方面設立了較高要求，包括注冊資本、資質、業績等。例如，外商在華設立合資、獨資銀行，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產應超過100億美元；設立外國銀行分行，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產應超過200億美元。四是開放的實施細則和配套政策措施不夠完善，可操作性較低。例如，外商在中國開設公司時，當地有關部門會要求提供公司在國內辦事處的正式租約，但是一些規模較小的外資公司在投資未獲批準情況下，一般很少會先簽訂租約，甚至連正式名稱也還不會有，這就為企業帶來很多不必要的困難和障礙。五是服務業地方保護主義較為嚴重。與制造業不同，服務業的市場主要是當地，與當地原有企業形成了較強的競爭關系，會對當地企業產生一定沖擊。因此，來自地方政府和同類企業的阻力較大。
（三）加入TISA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服務業發展水平是決定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基礎性因素。中國服務業整體水平相對落后，與發達國家有著明顯差距，行業標準和規范均未完全建立。服務業發展滯后，無法為服務貿易快速發展提供強大的產業基礎保障，尤其是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在內的新興現代服務業發展落后，很難滿足中國日益增長的制造業改造升級與服務貿易出口規模擴大的需求。其結果是，中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較為薄弱，多年來始終處于逆差狀態。2013年的服務貿易逆差，已從2007年的76億美元，急劇上升到1184.6億美元。逆差主要集中于旅游、運輸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保險服務等領域。而其他商業服務、咨詢、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建筑服務等，雖實現了一定順差，但目前仍主要依靠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附加值相對偏低。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國際收支平衡的服務貿易統計并沒有涉及外國企業在東道國提供的服務，而且也未對外資和本地企業的服務出口進行區分，現有的服務貿易數據未能全面反映中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的實際情況，但中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弱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加入TISA后，中國服務業開放程度將會大幅度提升，主要表現在：對TISA成員開放更多的服務部門和具體業務，放寬外資企業股權比例限制，降低服務業準入資質門檻，增加自然人流動準入，擴大外資國民待遇，逐步過渡到準入前國民待遇。
加入TISA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部分服務業將受到較大沖擊。加入TISA后，國內相當一部分服務行業和企業將面對更加激烈的競爭，受到程度不同的沖擊，尤其是國內中小服務企業的生存發展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美歐等發達國家的企業憑借其雄厚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及管理能力，可能會在中國部分行業形成品牌、技術、市場和產業壟斷。在一些新興的服務領域，外資企業利用其優勢迅速搶占國內市場空白，這些無疑給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帶來巨大沖擊。二是容易加劇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長期以來，中國在金融、保險等一些敏感的服務貿易領域，面臨美國等發達國家要求進一步開放的壓力；在未來TISA談判中，這些行業必將成為對方向我施壓的焦點。雖然中國也在逐步加大這些行業的對外開放力度，但離美方的期望相距甚遠。如果完全滿足美方要求，將會打亂這些行業開放的節奏，增加中國經濟監管的難度，影響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對中國經濟安全造成一定威脅。
（四）加入TISA總體上有利于中國服務業乃至整個經濟的發展
TISA也給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服務企業創造了巨大的潛在發展機遇，主要表現在創造市場空間、完善體制和市場環境、吸引服務業高級人才等三個方面。首先，市場開放為中國服務業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TISA本質上是要減少其成員國的市場準入壁壘，在發達經濟體實力占優的情況下，其自身的市場開放應該不會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員的承諾。因此，如果能夠加入協定，中國企業必將面臨一個更為廣闊的市場，發展空間也會更大。同時，本國市場開放為外來競爭者提供了更多機會，而這些競爭者往往處于行業領先地位，其提供的服務會對國內消費市場的培育提供動力，也反過來促進服務業的升級與發展。其次，有利于構建中國服務業開放所需要的體制和市場環境。中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根本原因是相關體制和市場環境很不完善。歐美國家服務業的發達，與其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和市場環境密不可分。而中國經濟體制和市場環境遠沒有那么完善，高素質服務業發展的環境條件較差。加入TISA將產生倒逼效應，雖然對本土相關行業有一定沖擊，但對這些行業的市場體系建設和體制改革能夠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第三，有利于中國吸引更多的服務業高級人才。人力資本是決定服務貿易競爭力的關鍵要素。中國在物流、金融、會展、法律和會計等現代服務業領域智力資源相對稀缺，通曉國際運作的人才較少。TISA如果能夠在自然人移動領域建立更為開放的平臺，將會有效減少高技術人才跨境移動的壁壘，在充分發揮其自身價值的同時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新動力。
對策建議
（一）利用中國自身市場規模作為議價能力，積極參與加入TISA的相關談判
中國總的態度應該是，積極參與加入TISA的相關談判，參與國際服務貿易規則的制定，促進其他國家開放更多的服務貿易市場，推動建立平等、自由的世界服務貿易體系，推動世界各國逐步放寬對服務貿易從業人員的出入境管理，為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TISA談判起步不久，TISA的機制給予先加入者在規則制定方面更多的決策權，如能成為創始成員，則有可能參與規則的設定。現有主要成員的需求千差萬別，在多個領域都存在共同利益和矛盾摩擦并存的情況。因此，應該對其特色和需求加強把握，將服務業市場準入作為與主要成員對話的籌碼，以國內市場的積極穩妥開放，換取中國加入并獲取在對方市場的相應利益。一旦加入談判后，應該努力把握話語權，在堅守WTO的基本原則和精神的前提下，積極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要求。同時，全面梳理和評估要價及出價清單，針對重點行業領域和方式做好談判預案。
（二）以加入TISA為契機，加快服務業開放
實踐證明，加快對外開放是提高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在封閉環境下，服務貿易發展所需市場環境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要加快這個過程，就必須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避免對內過分保護和對外過分限制。未來應根據促進服務業發展、優化服務業產業結構的需要，擴大服務業開放。
一是放開市場準入限制，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大幅下放外商投資服務業項目審批權限，簡化審批程序，集中受理和審批外商投資服務業項目。二是優先選擇開放一些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成熟服務產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通過溢出效應帶動國內產業發展。同時，充分發揮出口行業的前向和后向關聯效應，帶動整個服務業增長，實現跨越式發展。三是強化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拓展吸引外商投資方式，吸引包括新建、并購、風險投資在內的多種服務業跨國投資。引導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其面向全球經營網絡的地區性技術中心、運營中心、采購中心、人力資源中心和財務管理中心。四是注重對外國服務業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進和消化吸收，提高中國現代服務業的服務質量和競爭力。五是在制定政策的同時要真正貫徹國民待遇原則，凡是向外資開放的領域，要全部向民間資本開放，使內外資企業在服務貿易市場上公平競爭。
（三）堅持國內體制改革與加入TISA談判同步進行
服務業的開放與發展，迫切需要在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方面有根本性突破。應研究探討如何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學習借鑒發達經濟體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最大限度地減少服務業發展的體制障礙。
一是加快破除行政性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保障公平競爭，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應逐步解決民間資本和外商資本的市場準入問題，讓非國有經濟進入現代服務業。放開金融、電信、交通、教育、旅游等行業的準入限制，大力發展物流業，促進銀行、證券、保險、分銷和電信等服務行業的發展，努力提高中國服務業的競爭力。二是采取有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促進各類服務業健康發展。以就業為目標的服務業，主要是通過放松管制，降低稅費，規范服務標準和管理，鼓勵服務需求的社會化、企業化，以吸納更多的剩余勞動力。以升級為目標的服務業需求增長較快，是需要發展的重點，應加快體制改革步伐，提高競爭力。三是服務業領域眾多，不僅涉及到經濟領域，也涉及到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應學習發達經濟體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經驗，特別是要學習他們的法制建設、精細化管理等先進理念和辦法，形成新的發展模式和管理體制。四是借鑒發達經濟體行業協會在加強行業自律、規范、維權，提高公信力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加快行業協會制度創新，使之成為相關行業具有公信力的權威機構。
（四）著力擴大服務業對外投資，提高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
商業存在是服務貿易最重要的形式之一。相對于服務業利用外資而言，中國服務業對外投資較少，還處于起步階段。應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加快服務業對外投資，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營造良好的境外投資環境。協調處理好中國和東道國政府、主要組織等關系，創造有利的政治環境。與主要國家談判完成或補充完善雙邊投資協定，建立雙邊投資保護機制。提升政府、中介組織等對境外投資的服務水平和能力，定期發布境外投資合作國別投資環境和產業指引，幫助企業了解東道國投資環境及相關政策，降低企業風險；提高境外投資的風險防控能力，建立健全安全風險預警機制和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機制，強化海外資產和人員安全保障。加強對外投資合作輿情監測和應對能力，處理好與國際主流媒體的溝通交流等。二是促進境外服務業投資多元化。推動企業在境外投資金融、保險、貿易、物流、通信等生產性服務業，在為當地市場提供服務的基礎上，加大為中國境外企業提供服務力度。鼓勵企業在文化、旅游等消費服務領域的投資合作，提高中國服務業的供給能力和水平，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三是加強中國對全球生產網絡的營運和操控能力。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提高境外服務業投資企業能力建設，綜合運用技術控制、品牌控制、渠道控制、資金控制等多種手段，保持對境外企業制造和貿易流向的控制力，整合延伸境外產業鏈。
（五）大力培育服務企業國際競爭力，積極搶占國內外市場
企業國際競爭力是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具體體現。加入TISA將使中國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日益融合，在開放條件下，一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既包括國內市場的競爭力，也包括其國外市場的競爭力，占據國內市場份額與占領國外市場同樣重要。因此，不僅要鼓勵企業服務出口，同時要鼓勵企業占領國內市場。
一是分類推進服務企業的改革，優化企業組織結構。以優勢企業為龍頭，積極培育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主業突出、核心競爭力強，能與國際大公司相抗衡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同時，加大促進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的政策力度，促進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新的方向發展。二是加快培育中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扶持一批規模實力較強、有境外投資經驗、跨國經營需求強烈、在境內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國本土企業，率先培育發展為跨國公司。引導中國跨國公司制定和實施技術、品牌、資本、市場、人才等國際化戰略，優化整合各類資源，有序進行全球化布局，擴大市場份額，提高產品附加值，不斷增強中國跨國公司的國際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三是提高中國跨國公司國際化經營能力。促進跨國公司建立健全與國際化經營相適應、符合國際慣例的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內部決策管理機制。著眼全球視野，積極做好跨國公司國際化人才的培養、引進和使用。加強跨國公司與國外相關企業的合作，形成以跨國公司為龍頭的全球經營網絡，發揮跨國公司對國內企業的帶動作用。強化社會責任建設，使跨國公司成為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的重要窗口。